顿了一顿，拱手道：“臣尚有一言，恳请明公垂听。”

　　裴该说有什么想法你尽管直言，不必隐晦。

　　游遐便道：“我晋之税，颇为苛重。使户按五十亩计，收租四斛，户出绢三匹、绵三斤，则足田之家，亩税八升——而曹魏时亩税止二升而已，且唯出绢二匹、绵二斤。魏时尚有敌国并立，租赋本较汉时为重，而我晋兴之际，西蜀已亡，旋灭东吴，国无大患，何以税重魏时近乎两倍？实不可解啊。”

　　裴该笑一笑，说：“此事不难解。”对于晋朝的赋税制度，他身为执政大臣，当然要做详细调研。他也确实觉得赋税过重，曾经打算轻减，是裴嶷等人说国家方用兵于胡，粮秣物资不足，尚不便更改税度——重要的是你从重改轻容易，一旦国用不足，打算增税，那阻力可就太大啦，所以还是暂且维持原状为好。

　　因此裴该就向游遐解释，说：“其一，前代有田赋，有户税，而大乱初敉，我晋方建，田亩户册多不完全，乃使诸郡国总核户数，暂时不及于田。所收租四斛，其实是合田赋、户税为一的，且止按每户一丁计，其实百姓家中丁壮二三人者，比比皆是。其二，国初所封诸侯过滥，计领内所收租谷及绢，三分之一入为诸侯之奉，是以不得不重赋税，以便国用。

　　“尚有其三，有官有品者，皆分禄田，可庇佃客，不课租赋，甚至于……可荫亲族……”

　　总而言之，晋代赋税制度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，食禄阶层过多，导致真正向国库交税的户口和田亩数反倒比曹魏时更加减少，那么为了弥补国用不足，自然就必须重赋苛敛了——西晋之亡，非止诸侯内斗、夷狄作乱，赋税太重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，纷纷依附大族，导致地方坐大，中央衰弱，也是动乱频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。

　　游遐毕恭毕敬地听裴该解释，完了点一点头，补充说：“明公所言是也。倘若只是按一丁户为计，户足五十亩，则租赋虽重，百姓亦未必不能承受。然而就臣所知，永嘉之前，渭谷膏腴之地，多为官宦所占，百姓户可二十亩，已算中产，还如何筹措田赋啊？二十亩，不过丁女课田之数，男子即一丁亦无可尽力，况有余丁，因何求活？

　　“至于远郡贫瘠之处，即便丰年，往往亩产不足二斛，即便力耕百亩，课税之后，所余亦不足一家之用。是以京兆、冯翊，官宦、大户多侵民田，民无以为生，只得附为佃客，甚至于卖身为奴婢；至于陇上诸郡，每逢荒歉，民必逃亡，多数为戎部或收留，或挟裹，戎势乃渐强……”

　　裴该心里正迷糊呢，心说我跟你说戎乱的问题，你为什么跟我论起赋税来了？直到听闻“戎势乃渐强”一句，精神方才一振。

　　就听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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